冼村启示录：种下风暴，收获的是风

文丨令狐卿

娄烨导演的新电影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正式上映，此前一度被传疑似撤档，而娄烨在接受采访时则表态，电影上映前还被要求删改，

“从现在开始，我选择保持沉默。请大家去电影院看电影吧。”

电影故事发生在中国南方一座城市，主要矛盾起于一次拆迁纠纷引发的骚乱。了解电影内容的很多人认为，这故事很可能取材自广州的“冼村风云”。

电影激起的话题周边，再次将广州城中村这个主体带入舆论场中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不仅是对广州城中村历史的映射，也沾染了自由启蒙话语对城中村形象的回光返照。如今，这种话语曾凝聚的信息量呈断崖式下降，简化不只是话语的规模缩减，还是欲说还休的心神凋零。

迷之追求学术声誉的曹氏

在电影中出现的冲突场景，大概率取材自冼村的“8·13事件”。

2010年愚人节，冼村启动改造进程，当天号召拆迁签约，但签约率不到三成。时任冼村支部书记卢穗耕遭遇了村民反对，到8月13日夜，卢穗耕动用了铁腕手段，网传一万名青皮与制服打手围村施压。

从现今留存在网络的视频看，本次围村事件就像一次村级镇压，施压一方占据绝对的人数优势，动用了城市街头镇暴的极致手段。作为直接后果，50多名拒签协议的村民代表被抓。一直到2013年3月卢穗耕潜逃澳洲之前，这种高压都盘旋在冼村异见村民头上。

卢穗耕及其同袍好友，历任沙河镇、天河区一把手、最高官至广州副市长曹鉴燎的故事，详见于媒体，财新2016年的报道尤其详尽，尽显其政经拿料的本事。若要了解冼村的黑金政治，通过它们就能知道大概。与财新报道差不多同期，娄烨的电影杀青进入后期制作，直到现今这个光景。

就在电影在大陆公映的4月4日，冼村的回迁房已经部分建成，从俯视图像上看，整个村落在丧失了有力的反对力量后，正在变成稀疏的建筑工地——这一幕，在杨箕村发生过，两个村落在某个历史阶段的鸟瞰图如此重叠，实在展现了同类问题的不同发生地。

按照现在公开的信息来做个拼图，广州138条城中村的改造，能够造成世界级强拆影响的，都是在曹鉴燎治下的天河区。天河作为曹氏的大本营，经过曹鉴燎30年的经营，明线上是广州土地财政的中心地带，暗面上则是曹氏利益集团瓜分土地黑金的势力主场。

本土成长起来的曹鉴燎一度是“广州人当广州官”的代表，他是一位能臣干吏，心思缜密，且有理论素养。他横扫珠江新城的土地黑金，成为掌控这块土地上的主宰，不是偶然的。曹鉴燎对产权理论的实战掌握，支撑他高效率培育黑金富矿的原理与操作。

曹鉴燎在没有倒台时，被赞美为体制内专家型官员，其署名专著《制度立区：城区公有制经济制度创新案例研究》，即使是别人操刀之作，也能见出曹氏参悟之深，远超同期官员。即使在官拜区委书记时，曹鉴燎也拿下暨大国关专业博士，表现出对学术名誉的迷之追求。

2013年12月19日晚，冼村破败的围墙内传出震耳欲聋的鞭炮声。当天下午，曹鉴燎被纪委立案调查，迎接这位“天河王”、城中村幕后教父的将是无期徒刑，以及广布于网络空间的桃色新闻。这是城中村财富势力的重新洗牌，当然与外来者、大众媒体无关。

2018年7月17日，广州，航拍冼村，旧楼房拆除现场。 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

舆论领袖主导城中村叙事

杨箕村、猎德村、冼村，是曹鉴燎治下三个城中村改造的样本，现在来看，是他通过代理人（村支书）进行的盘剥之战。但是在黑金政治曝光之前，广州城中村的大众叙事可不是这个内容，它们被掌握媒体话语权的外省人美化，引申为一种把玩的审美趣味。

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，广州城中村尚处于它的朴素阶段：黑金政治的土壤并不成熟，导致它们成为阶层盘桓及部分人等向上流动的“无主之地”。而在当时广州发达的纸媒描摹中，城中村寄托了外地客的乡愁，呼应启蒙话语，受到了极大程度的拔高。

彼时像写作杨箕村的前媒体人刘原那样，城中村的叙事在两个方向上展开：一个方向是其鱼龙混杂的生活场景与底层景观，一个是作为阶层流动的落脚点。对于前一种，刘原等人的把玩带有文人式的朦胧远观，而后一种则成为大众媒体盛赞城中村实用的材料，视为珍罕。

这种对城中村的叙事模式，现在看来有着严重的缺陷，因为它是外来者视角，城中村村民成为食利者变得默默无闻，没有任何话语权可言。在公众话语中，城中村的村民“退隐”了，取代他们出来发声的是浮萍一样的“捞比”（广州人对外地人的蔑称）——这是外省人主导下的城中村叙事。

这种他者视角的后果之一，是培养了刘原等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。即使他们笔下的城中村活色生香，但仍像是所有外省人的“飞地”；即使这里有龙舟、祠堂，有他们无法融入的粤语环境，可这些人似乎执着地认为他们才是城中村的文化主宰。要过很多年，这种盲目才会被打破。

2010年前后，与南方报系隔着一条细街的杨箕村开始搬迁，无论是曾经住过的南方系从业者，还是当时仍主宰村里需要搬离的记者编辑，都表现出一种经过放大了的伤感情绪。他们在以回忆录继续对城中村的叙事时，可能没有意识到，城中村对他们叙事及话语的反击，正在酝酿。

2010年5月6日， 广州，杨箕村里的商店挂出“告别杨箕”的红字。 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

比较杨箕村与冼村在南方系报纸版面上的报道数量、规模，考究南方系报人对两个村落的审美重点，杨箕村都要远远超出、高于冼村。从某种意义上，杨箕村被纳入了南方系的历史线索中，一度被吸收为南方系的文化拼图与心灵鸡汤的味道中，一箭之遥的冼村肯定没这个待遇。

2013年1月19日柴静主持的《看见》，播出杨箕村拆迁纪实，标题起的很好：99%对1%的拆迁。钉子户李健明接受了柴静采访，捱到她走后，李遭到杨箕村民的跟踪围殴。1496户村民的杨箕村、2000户的乡村，村民的内斗超乎想象，分享土地盛宴的痴狂不输曹氏。

在几乎所有的城中村图像中，俯视都是流行视角，这种视角上的热衷，与大众媒体对城中村霸凌式的文字描写是相辅相成的。视野上的取态，心理上的立场，文字上的鸟瞰，化作对城中村居住者的同情，一种浪漫的、缺乏产权意识、不把自己当外人的局外思维。

乡愁叙事、抗争叙事与黑金叙事的竞争

杨箕村村民李洁娥，2012年5月9日上午10时从自家楼顶跳下自杀，大众媒体都没有觉悟，这次事件背后的产权之争，即将扭转他者叙事对城中村的忽略。而城中村产权之争呼啸而来，大众媒体基于俯视、怜悯的启蒙话语，以及由此构建出来钉子户报道的抗争框架，将受根本动摇。

李洁娥纵身跳下之前。  图片来源：南都网

李洁娥跳楼五分钟后，绵软地横躺在楼下小径，仰面朝天，时间像停止了一样。类似她儿子模样的青年上前几步，做哭泣状，可悲伤似乎也不怎么真切，兴许尚未接受死亡的隔离吧。随即，警察将他们分开，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，带着李洁娥从广九饭店那呼啸而去。

迄今为止，对冼村报道最为充分的不是南方报系，不是财新，甚至不是中国人，而是一名任教于港大的外国人，大卫-班达尔斯基（David Bandurski）。他的英文专著《DRAGONS IN DIAMOND VILLAGE》2015年11月3日出版，没有中文版，所知者寥寥。

大卫是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偶然接触了冼村题材，而后将写作重点转向这个村子，开始与村里的钉子户代表交朋友，最终写下了他们抗争的故事。即使没有中译本，大卫对冼村的叙事沿用了抗争框架，竟然也与城中村钉子户的流行叙事一致，叙事范式的竞争态势可见一斑。

李洁娥与村外人合建房不受拆迁补偿承认，经历曲折。她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将冼村冼耀均他们的抗争合理化，但其决绝姿态又与后者有着强烈反差。如果抗争只是为了村务公开、求取更合理的拆迁筹码，拿命搏就叫人费解了，所以李洁娥的选择大概是性格与心气使然。

在大众话语的场域中，杨箕村成色十足地支撑起文人式的审美情趣，类似一种在他乡建构故乡与乡愁的活化材料。而冼村的话语构成具备相当的自主性，冼耀均等人擅长的抗争剧目，塑造了一个与贪官决裂、甚或叛逆体制的角色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种角色塑造的表演性质。

随着珠江新城背后的黑金政治逐渐浮现，以2013年下半年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广东为标志，广州城中村迎来了舆论领袖的乡愁叙事、冼村钉子户抗争叙事之后的第三种叙事，那就是反贪叙事。与反贪叙事一体两面的，是黑金叙事，也就是城中村幕后掌控者的叙事。

2018年11月9日，中国广州天河区冼村，拆迁中的冼村。  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

迄今为止，只能追溯到曹鉴燎的珠江新城黑金政治关系图谱，以极其尖锐的力度，刺破了一直笼罩在城中村上的外来者叙事，证明后者是有多么虚幻、多么虚荣、多么自以为是。估计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反差，即使意识到估计也很难承认，但并不是毫无反应。

2016年年中，杨箕村村民回迁，摆下1500桌流水席，上万村民庆祝拿到人均四套回迁房，最多的一户分到了20套。一夜之间，杨箕村村民的平均身家超过一千万。这种财富上的剧烈变动，构成对隔壁南方系的心理震撼，有记者心态崩了，发文批判杨箕村村民不劳而获。

在南方系与杨箕村交集的历史上，始终是前者掌握对后者叙事权力，体现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审美与把玩。但当杨箕村村民住进了30几层回迁房，不仅在视野上令南方系丧失俯视的可能，更以巨大的财富形成对南方系的冲撞。江湖的审美叙事再也禁不住财富尺度的丈量。

冼村没有无辜的弱者

而杨箕村的财富故事已经在猎德村重演，并且正在冼村成形，必定也会在未来不远处上演。可以设想，当冼村上演村民的巨富故事后，冼村构建出来的抗争叙事必定会被迅速消解，就像杨箕村消解它被强加的审美叙事那样，由此带来的心理调适需求恐怕要更强。

2011年11月17日，广州，杨箕村拆迁现场。  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

这也是大卫那本书带给读者的一大疑问：怎么证明抗争村民代表着社会正义？具体来说，如果他们是为了抗争村官的贪腐，但当整个旧班子被连窝端，他们重新获得谈判筹码，并且有望追求到更高拆迁利益时，他们怎么可能是“弱者”？这兴许是大卫之书的逻辑缺陷。

文人叙事加诸杨箕村的审美趣味，社运观念加诸冼村的抗争叙事，都将随着城中村的变性而变得脆弱。即使用历史来打掩护，将上述两种叙事方式作为历史图景的“部分真实”用以“自辩”，仍会露出虚弱的底色。而这番变动，很可能动摇曾经身处其中的“我”之观念。

易言之，当我们惊觉，在财富所指代的阶级天平上，过去我们给予同情的对象都成为“领先者”，那我们借以输出此种同情的价值观是不是错了？我们如何以今日之格局来说服曾经的“我”是对的？如何接受过去为之摇旗呐喊、沉溺把玩的都是水中花与镜中月？

或者说，过去以南方系为代表的城中村叙事主导者，以及在广义上支持这种叙事与舆论领袖的周边拥趸，面临着三重失去：第一重因为来到广州失去故土，第二重是城中村改造失去寄托乡愁的实体，第三重是黑金政治与财富剥夺那熟稔的话语模式。真的是一失再失，一失俱失。

这也是我对娄烨电影早早预设的心理防御，无论它的故事有多好，无论它多么努力地想要唤起什么、记住什么，只怕都再难打动我。不是我放弃了电影，而是我放弃了某些历史章节，修改了某些过去的认知。黄金地上人头攒动，冼村里没有无辜的弱者，没有。

还记得，2002年7月，冼村派出所将在村内抓获的卖淫嫖娼人员实名张榜公布。在冼村封村的尾期，流莺雕塑般站立断壁残垣间，画面感非常城中村，近乎末世。杨箕村村口挂过著名的横幅“打击河南籍小偷”，赛龙舟也无法抚平村内外静默如山的鸿沟，从不曾弥合。

索多玛城没有义人。冼村所代表黄金地的城中村，在它们的历史发展中，外来身份的观者看过不一样的图景，想到了与往日不一样的东西。言与行的阵营互相借势，阶段性终结各自使命。过去，大众媒体集体释放自以为义，误以为是绝对的“风暴”耕种者，如今收获的无非是风，也只能是风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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